关于我国合同效力制度的历史沿革，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以下。

【64】[英]詹宁斯著：《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8—43页。其主要关注点是法律的规制和便利功能，并因此而注重法律的意图和目标，并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社会政策路径。

詹宁斯专门论述过内阁制政府（the cabinet government）而不仅仅是议会制政府。规定立法机关的形式及其选举模式的规则。【36】[英]白芝浩著：《英国宪法》，夏彦才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7页。【50】 首先谈议会主权，这与戴雪的宪法概念（关于主权的规则）直接相关。白芝浩抛开既往的叙事传统，在缺乏权威文本的背景下对英国的议会主权进行了一次深描。

更加合理的政策建议可能应当是改革选举制度、改善议事规则和立法过程公开，侧重于提升理性审议，而不是屏蔽难以屏蔽的政党影响。【51】戴雪接着对议会主权的结构原则进行了解释：议会主权是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的三位一体，简称为国王在议会中（the King in the Parliament）。本文主要是以前两个条款为研究对象，后三处略去不提，并将第21条第2款定义为体育条款，将第46条第2款称作受教育权条款。

以下先从规范论证开始，规范论证不足以支撑结果时，再求助于法理论证。在继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之后，体育的新时代终于开始了。②相对完善的运动设施，也就是要有满足学生需求的体育器材和场地，如果没有运动设施，学生体育锻炼不能在空间上开展。这一体制一旦形成，要想在实践中发生转变绝非易事，然而现实也不容小觑。

休息权条款用来保护公民能够开展体育锻炼的时间和设施。体育法   1、问题的提出 考诸目前体育学界和体育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已然蔚为大观，二者之间相互借鉴已经成为体育学发展的趋势。

从这些条文来看，似乎都可以涵盖体育权利的内容，这样体育就不能作为一项基本权了。洛克是较早地从一元论的观点来理解身体的学者，在《教育漫话》开篇，他就论述到：健全的心智寓于健康的身体。从历史上看，身心一元论还是身心二元论的哲学主张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体育的认识。[20]这一体质概念其实也包含了身心两个方面，它恰好与身心一元论主张的体育观吻合。

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有五处提到体育，分别是第一章总纲中的第21条第2款，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第46条第2款，以及第三章国家机构中三处散见于各类行政机构的职能项。如果从法理上贸然推断宪法上没有规定的权利就是基本权，势必要引起宪法的变迁，这不利于维护宪法上的安定性。至于体育的目的，是增强体质，是道德教育，是休闲娱乐，还是作为谋生的手段抑或是从中盈利，都可以不予考虑。如果撇开教育来谈体育，则目前关于体育的观点主要是从身体方面进行界定，即依据人体发育、动作形成和机能的规律，以各项运动为基本手段，以达到发展身体、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的身体活动。

[10]长期以来，身心二元论在西方思想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基本国策和基本权是两类性质不同的宪法规范，通常不能直接从基本国策中推导出基本权，否则基本国策和基本权的界限就模糊了。

这个词在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演化中，逐渐有了娱乐、休闲、赌博、炫耀、比赛、竞争等含义。3.1.2与体育间接相关的条款的分析 再来看与体育间接相关的条款，人权条款作为兜底条款赋予了国家保护人权的一般义务，体育权可以被其抽象地涵盖。

在一个既定的文化中，如若认为身心一体，而不是认为身心二分，那么身体就会得到尊重和体现出价值。从源头上，关于体育概念的争议可以归结为身心问题，而从身心一元论的观点出发，结合宪法中的体育条款和受教育权条款，可以大致理清体育的概念。依据受教育权条款，学生的受教育权包含有体育知识的传授和体育锻炼的践行，体育知识的传授相对容易解决，而体育锻炼的开展，则依赖于两个有效的前提：①相对充分的课余课后时间，如果学习时间挤占了学生的全部时间，则体育锻炼缺乏时间的保证。然而宪法中为什么又要规定体育条款呢？现代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政策性的条款，应该更多的使用权利话语。[11]由此身体就屈尊于精神之下，体育也就没有太大价值了。借助于社会国原则，这种理论将国家发展体育的任务划分为三项：社会形成、社会安全与社会正义三个方面，然后分别赋予国家相应的任务。

身体愈壮，它愈能听从精神的支配。虽然《体育法》的修改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13年12月12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都没有提及，但是本着研究的精神，还是有必要从宪法的高度先行谋划。

（2）在受教育条款中，宪法使用的是体质，并没有出现体育一词。3.1一体化的解释方案 目前学界在体育权利的研究上也已取得了丰顺的成果，比如体育权利的性质[23]、体育权利的证成[24]、体育权利的分类[25]以及世界各国宪法中体育权利的比较[26]等等。

从体育条款与受教育权的关联看，体育本来可以规定在宪法的基本权利章节中，可是却规定在总纲中。然而分析至此并没有结束，虽然体育和教育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却有关联，这一关联正是通过第46条受教育权条款建立起来的。

回顾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都是在群众体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比如说建国之初的体育管理体制是以团中央为主管领导，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具体操作，以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系统为各方协作。基本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诞生于与国家的对抗，它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一旦人们的学习时间不够，就会挤占运动时间，如此一来体质发展就会受到影响，而这正是第46条第2款特别强调国家要保障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一定时期人们的认识有关系，例如世界上最早将体育写入宪法的是1874年瑞典宪法，在条款设置上，1874年宪法的体育条款与教育体系、文化活动、奖学金、科学研究等领域的规定合并为同一条，但是到了199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将这些领域都单独设置了条款。

若从属和种的关系来说，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都属于体育的子项目，应该共有体育的基本属性，能否由此推断学校体育中学生享有的权利主张，群众也应该享有呢？从体育条款的文字叙述看，应该可以作如此解释。[31]只是在后来的演进中才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的三分格局。

同年又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行使体育行政机关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与现代强调身心健全的健康意义吻合。

日本迈出的步伐更大，2001年日本整合了多个部门，成立了文部科学省，作为日本教育、学术、文化、体育、竞技运等多项事业的综合管理部门。3.2.1体育对于中国人的意义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段饱受屈辱的历史。

可若顺着宪法条文的逻辑，就必然要得出体育不是基本权的主张。当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关于增设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并由其接管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顺着这一线索，通过仔细分析宪法中与体育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条款，虽然不能直接得出体育作为基本权的结论，但是从中国的近代史以及现实的处境考虑，有必要赋予体育作为基本权的地位。例如，在论证为什么体育是一项基本权时，通常这样论证：①因为体育是一项人权。

2008年12月17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可见，即使是在承认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的前提下，体育也不是身体教育，它应该由两部分构成：（1）行为者接受关于身体结构和身体锻炼的知识的教育。

这样在体育的机构和组织设置上，存在着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的分隔，以及体育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问题。首先，体育与医疗卫生的差异现在是非常明了的，二者的连接点在于目的的相似性，前者增强体质，后者促进健康。

到了近代，笛卡尔的二元论集众家之长，完成了心灵观的转向。不得不说，体育是延续武力、战争等身体对抗的现代过程，西方现代体育的诞生就经历了一个由武力到表演的转变过程。